(1943)顏水龍：台灣の工藝產業に就いて
本文發表於 2008 年 02 月 28 日 20:16
1943年，昭和18年7月，日本內地的「商工省工藝指導所」（「商工省」約略是我國的「行政院經濟部」，是中央部會），所發行的刊物 工藝ニユース（工藝News），第12卷第5號，顏水龍教授以「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理事」身份，發表一篇「台灣の工藝產業に就いて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刊物是母國日本內地發行，非在台灣本島發行。
此文在「民俗台灣」一書中曾提及文章標題（但沒引用內容），筆者在台灣的圖書館遍尋此書不著（推測是公立圖書館在終戰後，把日文書刊大量丟棄焚毀，僅留內容與台灣有關的日文書）。
顏水龍教授這篇文章影像，是由日本學者角南聡一郎（Sunami Soichiro，元興寺文化財研究所主任研究員，專長為考古学･民俗学）寄贈筆者。
這期是「台灣特輯」。不過作者群裡，只有顏水龍教授是台灣本島人，其他皆是在日本內地的學者官員。
刊物封面與刊物目錄、封底
目錄中，顏水龍教授底下那位藤島亥治郎(1899-2002)，戰前就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大牌教授，曾來台灣考察二十餘天，顏水龍教授也曾引用過他的書，詳見：顏水龍：台灣的造形文化
顏水龍教授文章：台灣の工藝產業に就いて
六十五年後，我這個與顏教授相差四代的徒孫，看到祖師爺這篇專文，非常感動。
顏教授這篇文章，描寫的，其實是1940年代，台灣人日常生活上普遍使用而常見的手工藝器具。當然，這些手工器物對我們這時代的台灣人來說，也已是歷史了。
顏水龍教授這篇文章，不是寫給台灣平民看的；而是寫給日本內地、台灣本島的日本人學者、專家、有資源權力的日本人官員看的；這些人，對這些台灣本土生活器具是陌生的，甚至，可能帶著植民統治者的優越感而有點鄙視的。
顏水龍教授以豐厚的藝術學養，用典雅的日文，為這些原本台灣常見的生活器具，重新定義詮釋，詳加介紹歷史淵源、產地、概況；重點在，顏教授發掘台灣本土工藝新的時代美感精神，把這些台灣生活器具的優點，介紹給日本人權貴階級。
顏教授最希望的，無非是，日本的植民政權能重視台灣本土工藝及生活器具重要性，進而，成立專責的台灣工藝指導研究設計機構或學校，充實台灣本土工藝內涵，再將台灣的工藝產品，推向島外，推向日本內地，甚至推向全世界；顏教授就是當年台灣少見有國際觀的本土智識份子。
筆者曾翻過台灣總督府史料檔案，發現大倉三郎課長，非常重視教育訓練。
依筆者的調查研究，戰後被台灣建築界遺忘的大倉三郎課長，其實是台灣高等土木建築教育的推手！
1943年成立台北帝國大學土木學科（今台大土木系），1944年成立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土木學科、建築學科（今成大土木、建築系），史料公文顯示，他是促成設立的重要人物！
在平常太平年代，要成立一所學校科系，並不難，只要有預算，找得到人才，困難就解決一大半。
但必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，1943年，是大東亞戰爭期間，要成立新科系，必需說服海軍武官出身的長官長谷川清總督，還需要說服戰時的台灣軍司令部。而戰時體制，凡與戰爭無關的事務，幾乎都會被否決。由此可想見，大倉三郎課長，在戰時推動新科系的設立，需花多少心力。
大倉三郎課長，1939來台灣之前，曾擔任京都帝國大學的營繕課長，並在京都帝大任教；大倉先生在京都帝大留下幾個校舍作品，近年來被列為日本國家文化財（類似台灣的國定古蹟）；大倉先生雖然來台灣擔任行政官員，但因為出身學術界，特別重視教育與訓練，也具有文化觀。
從這些文獻史料來看，顏水龍教授在1930年代中期的「台灣工藝美術學校」夢想，是有可能，在植民政府支持，總督府有重視教育的長官大倉三郎器重的情況下，在1940年代末期，就在台灣設立了！
而顏水龍教授，極可能是負責這所學校（或機構）創立的最佳人選！
但是，1945年8月，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，造成日本戰敗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；這一切全部烏有去了。
過去看顏水龍教授傳記，並未提到這段大東亞戰爭末期的往事，我想顏教授是有顧忌的。終戰後的台灣，對日本統治抱持完全否定的態度，凡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台灣人，全打為「漢奸走狗＋皇民」。
例如，台南縣新營的百歲人瑞沈乃霖醫師（1909生 ；詳見台南縣副縣長顏純左網站；以及沈乃霖醫師與臺南縣平埔族的研究兩篇專文），早年赴日學醫，學成後在新營開業，1940年代以台北帝大的金關丈夫教授為師，在執業之暇，從事平埔族體質人類學研究，就在1947年228發生的前幾天，沈乃霖醫師與戰後被留用的金關丈夫教授、國分直一教授，還在台南大內鄉頭社村內從事平埔族體質研究田野調查工作！
沈醫師與政治毫無牽涉，但228後卻被關一個月，幾乎使得他的病院倒閉！理由竟是他在戰前曾擔任過「皇民奉公會分會生活部長」。
大東亞戰爭期間，稍微有社會地位之台灣人，全都參加了「皇民奉公會」各種分會；戰後的外來政權，居然拿這個作理由抓人羅織入罪！
這種恐怖經驗，並非單一個案，普遍發生在台灣島內的智識份子及仕紳，顏教授嘉義畫家老友陳澄波，亦受難於斯。
即使顏水龍教授在戰前的工藝推動工作已有相當成就，這一段戰前與日本植民官員互動的歷史，顏水龍教授戰後就很少公開提起了。
六十五年後的深夜，我重看這段大東亞戰爭末期塵封的史料，的確令我感慨。原本一個台灣工藝振興的契機，就隨著日本戰敗而消逝了。
（寫於228事件61週年）